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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口罩到净化器,从躲霾旅游到雾霾移民,为了呼吸一口新鲜空气,中国人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。与此同时,治理雾霾也让政府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。 厉害了,我的霾 雾霾频繁来袭,给国家的政治、经济、环境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;给人民的工作、生活、健康制造了诸多麻烦。有意思的是,对于雾霾的治理,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。一面,从中央到地方,各级政府都在竭尽全力想办法,去产能、调结构、限车号,仍然不能得到民众的理解;另一面,作为个体的我们,也在想方设法应对雾霾,躲霾游、移居潮、换新风,五花八门的招数如同北京街头五花八门的口罩一样,给人一种“病急乱投医”的印象。 寻根溯源,若要打通这枚硬币的两面,我们必须搞清楚,在治理雾霾中走过哪些弯路?民众对于政府治霾存在哪些误区?政府如何指导民众应对雾霾?如何保障民众的健康福利?
你,躲霾了吗 立霾,中国第25节气。风俗:全民佩戴口罩,祈求幸福吉祥。北方大城市还有当天分单双号开车的民风,寓意仓廪充实。中小学生往往停课庆祝。 这是帝都人民在春节回来又逢霾锁京城的一种调侃,实则一种无奈。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数据显示,雾霾已成为推动国民出境游的关键因素,今年春节,有超过600万中国人选择出境旅游,打破了去年创下的570万人纪录。 这600万人中,不乏一些富裕人士还顺便考察了一趟海外置业。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的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》数据显示,中国累计移民数量已超过1000万人,成为全球排名第四位的移民输出国。其中,国内的环境污染问题以20%的比重,跃升为国人移民的第二大原因,仅次于占比21%的教育因素。 从口罩到净化器,从躲霾旅游到雾霾移民,为了呼吸一口新鲜空气,中国人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。与此同时,治理雾霾也让政府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。 这些年,为治理雾霾,政府频频出手。2012年,环保部、国家发改委、财政部联合发布《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“十二五”规划》,提出在重点区域率先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;2013年,国务院发布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(简称大气十条),对2017年前大气污染治理给出了详细治理蓝图,并对各省市降低PM2.5浓度提出具体要求;2014年,中央财政拨出100亿元,对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实行“以奖代补”,对达标企业予以激励;2015年,全国人大通过了“史上最严”的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,从法律角度明确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是“各级政府、各个部门共同面临的责任”;2016年,中央再度重拳治理大气雾霾,提出着力抓好减少燃煤排放和机动车排放。 然而效果并非所料,据绿色和平组织的计算,中国2016年受雾霾影响的人数已达4.6亿,污染程度是世界卫生组织日常指标的6倍。北京的PM2.5年均浓度仍处于80微克/立方米的水平,距离世界卫生组织的35微克/立方米目标值和北京承诺的2017年目标值(60微克/立方米)还有很大差距。 另据美驻华使馆的数据显示,2016年北京PM2.5空气质量指数高于200的严重时间比2015年减少近100小时,但2016年受到相对较轻的空气污染时间比2015年增加了近300小时,相当于多了12天。换句话说,看起来北京重度空气污染有所缓解,但居民受雾霾影响的总数实则上升。 犹记得2014年,时任北京市市长在“北京两会”上承诺,若2017年实现不了空气治理“提头来见”。现如今,物是人非,“提头来见”的军令状无人再提,而雾霾并未散去。
雾霾套路深,不管城市或农村 小时侯,都说我们是祖国的花朵,长大后才知道,其实我们是祖国的绿萝。 面对雾霾,我们显然被套路了。而满满的套路,在我们身边无处不在。 套路一,治霾奇葩,层出不穷。 去年年底,爆发了史上最严重的“跨年霾”,总共持续了200多个小时。各地治霾措施频出奇招,先是西安被曝防霾禁卖炒菜,再到石家庄小学自创防霾健康操,后有雾霾属自然灾害说。相比这些奇葩言论,更令人错愕的是,它们竟然遭到诸多主流媒体的背书。如果说雾霾是自然灾害,那么“APEC蓝”、“阅兵蓝”就是最好的反证,这些美好记忆恰恰提醒了人们,雾霾是可控的,关键看我们有多大的决心,愿意付出多大代价。 诚然,治理雾霾需要社会参与,但政府不能自说自话,制定什么政策,由谁承担成本,应该纳入公众讨论。一个很好的例子是,2016年年底,一位自称北京学生家长的人士发起网络倡议,呼吁北京市教委统一安装新风系统。消息在很短的时间内广泛流传,家长呼声高涨。很快,北京市教委通过官方微信“首都教育”回应称,北京市教委已部署中小学、幼儿园安装空气净化设备试点工作,由市级财政给予补贴。据初步统计,继北京教委回应后,成都、郑州、合肥、临汾、石家庄等地,均有家长通过网络组团发声,要求各地部门为学校安装空气净化装置。 套路二,防霾消费,节节高升。 年前,新京报的一则新闻是这样说的,为了应对雾霾,北京张先生选择了防PM2.5口罩+空气净化器+新风系统+房屋密封,作为捍卫家庭成员呼吸健康的防护措施。他给记者列出的账单显示,这个选择让他花费了大约2.8万元。 倘若类似的支出像衣食住行一样,成了生活的必备,并涉及千家万户,显然是相当庞大的数字。由此产生的“防霾经济”,的确不乏黑色幽默的成分,是对大气污染治理的无声讽刺,倒逼城市加大治理的力度与进度。但是,“防霾账单”又何尝不是一种警示,把这个数字看作我们在环保方面的欠账更合适,由此,更能懂得保护生态的意义。 套路三,空气好了,经济糟了。 日前,中国人民大学发布《京津冀雾霾治理政策评估报告》指出,依据大气“国十条”的雾霾治理政策将导致2017年京津冀地区的GDP总量损失4.8%,2020年的GDP损失10.25%。其中,河北的GDP损失率高于北京和天津。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,似乎是永恒的两难选择。希望拥有清洁的空气,如果一定要牺牲GDP,值得吗? 加州人的答案是:YES。 曾写作《洛杉矶雾霾启示录》的环保记者雅各布这样计算:“治疗数以千计罹患癌症的患者的代价是多少?照顾下半辈子被慢性病缠上的病人又要多少成本?治理雾霾、防患未然要比为公众健康受损买单便宜得多。为环保付出金钱,获得的是更好的公众健康。人们不再需要巨额的医疗资源,人们的工作能力也更强。这些对于经济增长好处更加长远。”
治霾需要小目标 王小波在《革命时期的爱情》结尾写道:现在我每天早上还要到外面去跑步,跑到煤烟和水汽结成的灰雾里去。我仿佛已经很老了,又好像很年轻。革命时期好像是过去了,又仿佛还没开始。爱情仿佛结束了,又好像还没有到来。我仿佛中过了头彩,又好像还没到开彩的日子。这一切好像是结束了,又仿佛是刚刚开始。 这提醒着我们,在看不清的时候,更要把握那些看得清的东西。 一方面,我们要认清治理雾霾不是一个短期能完成的任务,一般需要二三十年才会有明显的改观。伦敦在1952年12月5日发生英国历史上著名的“毒雾事件”,四年后英国颁布《清洁空气法案》,开始改造城市居民用灶、减少煤炭燃烧等,但过程并不顺利,1957年到1962年,伦敦又发生了12次严重的雾霾事件,直到1980年,雾霾天才降到每年5天的水平。1980年代后,伦敦针对机动车增多的新情况,还不断地新增监管措施。 同样,洛杉矶在1943年7月26日发生“洛杉矶雾霾”事件,十年后又先后发生两次严重的“光化学烟雾”。1946年,洛杉矶成立烟雾控制局,1970年美国联邦颁布《清洁空气法案》,1988年加州通过《加州清洁空气法案》,到1980年代末洛杉矶空气质量才有了明显改善。 为什么治理雾霾耗时如此之久?雾霾主要来源于企业生产、居民日常生活,如建筑扬尘、工业生产、机动车尾气排放、居民燃煤或秸秆。根据极端假设,如果不计成本地治霾,这些污染源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消除的。然而,治理雾霾的难点就在于“雾霾要治理,正常的生活生产也不能中断、被打扰”。 现如今,治霾的民意虽然汹涌,但多数人不知道治霾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影响,也没有做好迎接这些不便以及改变自己习惯的准备,这些都是缺乏共识的表现。这也导致治霾政策对企业生产或居民生活习惯、便利稍有影响,就会招致强烈的批评。面对这种局面,既需要政府及社会机构向公众公开治霾信息来凝聚共识,也需要公共讨论、公众参与决策、区域联防联控来平衡各方利益。 另一方面,我们也要认清虽然治理雾霾是一个长期任务,但短期内政府和民众都要有所作为。雾霾常态化以后,人们依然要生活,爆表级雾霾不能总是启动应急状态的红色预警,学校和企业不能频繁停课停工。我们更要谨防常态化雾霾带来的分配效应,中高收入家庭视为“标配”的空气净化器,对很多低收入阶层来说则是奢侈品,那么很可能的情形是低收入家庭在家吸雾霾,而高收入家庭在家里启动空气净化器,增加低收入家庭因病致贫的概率。 如果说长期来看,雾霾要“治”,那么短期来看,雾霾要“防”。让人们免于被雾霾侵害应该成为政府提供的一种公共品,首先空气净化器等防霾设施应该成为学校、医院等公共场所的标配,室外行走、作业应当鼓励戴口罩,减轻雾霾对人的伤害;其次,与霾相关的疾病应该纳入医保、大病保险,降低家庭的医疗负担。 当然,所有这一切的前提仍然要回到公众参与上。政府应当立即启动公开信息、开放数据工作,资助相关研究、鼓励公共讨论和传播,借势关停并转在现有制度框架下违规违法的污染主体,负起自身的责任。 (本文由本刊记者于涛执笔) 文章来源于《能源评论》杂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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